野生动物保护的核心是栖息地保护
2013年8月，WWF物种项目主任范志勇在WWF北京代表处接受了《中国画报》记者专访。他于2006年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在这之前，他在林业部（现国家林业局）、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等部门，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从事与保护野生动植物相关的工作。
中国画报：你怎么看待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现状？
范志勇：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6年建立了鼎湖山这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随后的9年中，又建立了18处自然保护区。这些保护区的建立仅是中国自然保护的起点。真正的大规模自然保护是从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包括WWF在内自然保护国际组织进入中国，它们带来了新的理念，人们开始反思文革时期对自然的破坏，开始着手恢复以前的自然保护区。
1989年，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开始实施，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到乡一级的野生动物保护的体系开始建立起来，同时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开始形成。中国用了30年的时间，将国土15%的面积建成自然保护区，在这么短的时间实现这样的成就我认为这一点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同时，一些辅助体系建立起来了，诸如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也成为自然保护体系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一体系下，某些野生动物从濒危甚至灭绝开始恢复。比如说朱鹮，这一物种甚至一度被认为野外已经灭绝了，直至1981年在陕西洋县奇迹般发现7只野生朱鹮，国家在当地专门成立了朱鹮保护站，工作人员甚至24小时驻守在它们栖息筑巢的树下，以防黄喉貂、黄腹鼬等动物伤害朱鹮幼鸟。如今，朱鹮的数量已经恢复到近千只，可以说这个物种基本上已经脱离濒危了。另外一个例子是普氏野马，这一物种在中国18-19世纪已经灭绝，为了恢复这一中国特有的草原物种，中国从德国引进普氏野马，如今在甘肃、新疆等地这一物种可以说从无到有。麋鹿和扬子鳄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比较成功的例子。
尽管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局部上有所好转，但整体上还是在逐渐恶化。我们这么多年来的努力仅是减缓了某些野生物种濒危或者灭绝的速度，但并未遏制它们濒危或者灭绝的趋势。
中国画报：目前，中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存在哪些问题和挑战？
范志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盗猎和采伐曾经是野生动物面临的最主要的威胁，但现在来看，它已经不是主要威胁。目前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从法律层面上看存在滞后和脱节。例如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目录，应该根据监测情况不断调整，而这个名录在过去25年里除了将麝类从二级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调到一级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另外，野生动物保护的核心应该是保护其栖息地，“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而中国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倾向于保护野生物种本身，缺乏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的实质内容。
而野生动物保护从生物学角度看面临的困难主要是栖息地破碎化，导致物种分布片断化。有些隔离的因素甚至是不可逆的，比方说高速公路、铁路、开矿、大型梯级水电站的长距离回水区。这些穿越动物栖息地的高速公路等基础建设和开发，切断了种群个体之间的联系，被分割的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导致遗传漂变和种群衰退，最终灭绝，这对大中型动物来说尤其是致命的。
野生动物贸易也是一个重要威胁。例如，虽然不打野鸟，不吃野鸟在中国号召和打击了很多年，但每年候鸟迁徙的时候，还是有数量巨大的鸟类被捕猎，毕竟存在着非法的市场需求。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体系已经存在，但仍存在执法力度不够的巨大缺位情况。
中国画报：WWF等等国际组织在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方面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范志勇：每个国际组织关注的重点不一，但它们最关键的作用是带入物种保护的新理念和新方法，用有限的援助基金和技术展示杠杆和示范的作用。WWF进入中国最早开展的物种项目就是大熊猫。在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体系的过程中，当地居民是重点考虑的因素。“靠山吃山”的传统做法是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重要威胁之一，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在四川大熊猫保护区引入了社区平衡发展项目，推广替代生计项目。比方说我们在四川成立了花椒协会，指导当地农民种植花椒，同时通过我们合作伙伴家乐福超市设立专门的销售平台，这些方式使当地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也增强当地老百姓自然保护意识，开展节柴灶、微水电等项目改善了大熊猫的栖息环境。
中国画报：WWF目前主要关注哪些物种的保护？
范志勇：目前，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大熊猫、东北虎、远东豹、雪豹等旗舰物种。一方面，我们要把有限的资金在最需要保护的伞物种和区域展开工作，另外一方面这些旗舰物种或伞物种在特定自然生态系统中起到核心作用，对整个生态系统起到调节或控制作用，它们的存在与持续繁衍代表了这个生态自然系统的完整和健康。以东北虎为例，保护了东北虎及其栖息地，也就保护了黑熊、驼鹿、马鹿、梅花鹿、狍子等其他与东北虎共生的物种，从而实现大景观尺度上的生态系统保护，进而保障该区域的生态安全。
中国画报：在中国存在的虎的亚种中，WWF为什么选择东北虎进行保护？
范志勇：历史上，在中国生存有东北虎、华南虎、印支虎、孟加拉虎、新疆虎5个亚种，除了已经灭绝的新疆虎，中国特有的虎亚种华南虎近30年间也未在野生环境中发现踪迹，要想实现野外的华南虎的恢复，目前来说是前途渺茫。孟加拉虎和印度虎，在中国都是分布边缘。现在恢复可能性大的就剩下东北虎了。
为什么说最有希望能够恢复？首先，中国十多年来天然林保护工程已经开始大规模地限制或者是禁止采伐森林。在近十年的恢复当中，我们的森林状况在逐渐恢复，条件在逐渐变好；此外，俄罗斯有成功的先例，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在过去50年时间之内，老虎的数量由原来40-50只，恢复到现在的400-500只虎，已经接近饱和密度，而这些东北虎的分布区又和中国接壤。中国境内森林提供了其可居留的“房子”，可是我们现在林子里可供东北虎捕食动物的密度太低，只有俄罗斯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目前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推进虎分布区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力度，加强反盗猎和清除猎套和投毒，在适宜的地点引进马鹿、梅花鹿等动物，以提高老虎猎物恢复的速度，待猎物达到一定密度，我相信东北虎会从俄罗斯境内自然扩散进入中国的，并最终在中国东北地区恢复可自我繁衍的东北虎种群。
中国画报：在野生动物保护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原则？
范志勇：首先，是尽可能保持动物栖息地的连接，理想的状态是使野生动物保持足够大的连片栖息地以实现自我维持的种群，可以在50年甚至100年自我繁衍维系下去。比如像老虎这种大型动物，自我维持种群的数量为30-50头，如果在一处栖息地只有两到三头，与其他群体割裂开来，最终也会走向灭绝。
第二，我们不应该把野生动物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任何物种的存在对于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性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对濒危物种齐头并进的国家保护工程。
第三，我们应该使这些物种尽可能长期的保持，任何时候不可轻言放弃。无论是野生动物保护，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其核心意义就是为我们后代的发展留下一些资源和发展机会，维系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环境。
中国画报：你怎么看待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现状？
范志勇：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6年建立了鼎湖山这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随后的9年中，又建立了18处自然保护区。这些保护区的建立仅是中国自然保护的起点。真正的大规模自然保护是从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包括WWF在内自然保护国际组织进入中国，它们带来了新的理念，人们开始反思文革时期对自然的破坏，开始着手恢复以前的自然保护区。
1989年，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开始实施，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到乡一级的野生动物保护的体系开始建立起来，同时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开始形成。中国用了30年的时间，将国土15%的面积建成自然保护区，在这么短的时间实现这样的成就我认为这一点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同时，一些辅助体系建立起来了，诸如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也成为自然保护体系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一体系下，某些野生动物从濒危甚至灭绝开始恢复。比如说朱鹮，这一物种甚至一度被认为野外已经灭绝了，直至1981年在陕西洋县奇迹般发现7只野生朱鹮，国家在当地专门成立了朱鹮保护站，工作人员甚至24小时驻守在它们栖息筑巢的树下，以防黄喉貂、黄腹鼬等动物伤害朱鹮幼鸟。如今，朱鹮的数量已经恢复到近千只，可以说这个物种基本上已经脱离濒危了。另外一个例子是普氏野马，这一物种在中国18-19世纪已经灭绝，为了恢复这一中国特有的草原物种，中国从德国引进普氏野马，如今在甘肃、新疆等地这一物种可以说从无到有。麋鹿和扬子鳄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比较成功的例子。
尽管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局部上有所好转，但整体上还是在逐渐恶化。我们这么多年来的努力仅是减缓了某些野生物种濒危或者灭绝的速度，但并未遏制它们濒危或者灭绝的趋势。
中国画报：目前，中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存在哪些问题和挑战？
范志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盗猎和采伐曾经是野生动物面临的最主要的威胁，但现在来看，它已经不是主要威胁。目前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从法律层面上看存在滞后和脱节。例如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目录，应该根据监测情况不断调整，而这个名录在过去25年里除了将麝类从二级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调到一级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另外，野生动物保护的核心应该是保护其栖息地，“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而中国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倾向于保护野生物种本身，缺乏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的实质内容。
而野生动物保护从生物学角度看面临的困难主要是栖息地破碎化，导致物种分布片断化。有些隔离的因素甚至是不可逆的，比方说高速公路、铁路、开矿、大型梯级水电站的长距离回水区。这些穿越动物栖息地的高速公路等基础建设和开发，切断了种群个体之间的联系，被分割的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导致遗传漂变和种群衰退，最终灭绝，这对大中型动物来说尤其是致命的。
野生动物贸易也是一个重要威胁。例如，虽然不打野鸟，不吃野鸟在中国号召和打击了很多年，但每年候鸟迁徙的时候，还是有数量巨大的鸟类被捕猎，毕竟存在着非法的市场需求。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体系已经存在，但仍存在执法力度不够的巨大缺位情况。
中国画报：WWF等等国际组织在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方面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范志勇：每个国际组织关注的重点不一，但它们最关键的作用是带入物种保护的新理念和新方法，用有限的援助基金和技术展示杠杆和示范的作用。WWF进入中国最早开展的物种项目就是大熊猫。在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体系的过程中，当地居民是重点考虑的因素。“靠山吃山”的传统做法是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重要威胁之一，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在四川大熊猫保护区引入了社区平衡发展项目，推广替代生计项目。比方说我们在四川成立了花椒协会，指导当地农民种植花椒，同时通过我们合作伙伴家乐福超市设立专门的销售平台，这些方式使当地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也增强当地老百姓自然保护意识，开展节柴灶、微水电等项目改善了大熊猫的栖息环境。
中国画报：WWF目前主要关注哪些物种的保护？
范志勇：目前，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大熊猫、东北虎、远东豹、雪豹等旗舰物种。一方面，我们要把有限的资金在最需要保护的伞物种和区域展开工作，另外一方面这些旗舰物种或伞物种在特定自然生态系统中起到核心作用，对整个生态系统起到调节或控制作用，它们的存在与持续繁衍代表了这个生态自然系统的完整和健康。以东北虎为例，保护了东北虎及其栖息地，也就保护了黑熊、驼鹿、马鹿、梅花鹿、狍子等其他与东北虎共生的物种，从而实现大景观尺度上的生态系统保护，进而保障该区域的生态安全。
中国画报：在中国存在的虎的亚种中，WWF为什么选择东北虎进行保护？
范志勇：历史上，在中国生存有东北虎、华南虎、印支虎、孟加拉虎、新疆虎5个亚种，除了已经灭绝的新疆虎，中国特有的虎亚种华南虎近30年间也未在野生环境中发现踪迹，要想实现野外的华南虎的恢复，目前来说是前途渺茫。孟加拉虎和印度虎，在中国都是分布边缘。现在恢复可能性大的就剩下东北虎了。
为什么说最有希望能够恢复？首先，中国十多年来天然林保护工程已经开始大规模地限制或者是禁止采伐森林。在近十年的恢复当中，我们的森林状况在逐渐恢复，条件在逐渐变好；此外，俄罗斯有成功的先例，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在过去50年时间之内，老虎的数量由原来40-50只，恢复到现在的400-500只虎，已经接近饱和密度，而这些东北虎的分布区又和中国接壤。中国境内森林提供了其可居留的“房子”，可是我们现在林子里可供东北虎捕食动物的密度太低，只有俄罗斯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目前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推进虎分布区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力度，加强反盗猎和清除猎套和投毒，在适宜的地点引进马鹿、梅花鹿等动物，以提高老虎猎物恢复的速度，待猎物达到一定密度，我相信东北虎会从俄罗斯境内自然扩散进入中国的，并最终在中国东北地区恢复可自我繁衍的东北虎种群。
中国画报：在野生动物保护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原则？
范志勇：首先，是尽可能保持动物栖息地的连接，理想的状态是使野生动物保持足够大的连片栖息地以实现自我维持的种群，可以在50年甚至100年自我繁衍维系下去。比如像老虎这种大型动物，自我维持种群的数量为30-50头，如果在一处栖息地只有两到三头，与其他群体割裂开来，最终也会走向灭绝。
第二，我们不应该把野生动物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任何物种的存在对于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性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对濒危物种齐头并进的国家保护工程。
第三，我们应该使这些物种尽可能长期的保持，任何时候不可轻言放弃。无论是野生动物保护，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其核心意义就是为我们后代的发展留下一些资源和发展机会，维系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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